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王小明  作为一家老牌的地产上市公司,新鸿基地产在企业治理方面似乎无可挑剔。2006年以来,其曾屡次获得《Asia
Money》、《Euromoney》、《Finance
Asia》等知名机构、媒体颁发的亚洲最佳治理公司、香港最佳治理公司等名号,然而家族内讧的爆发,显现出新鸿基对家族的治理远远没有达到完善水平。  家族信托基金的长与短  在新鸿基内讧事件爆发前,不少商学院的教授们曾一度认为,郭得胜创立信托基金,家族后代集体共享企业资产,捆绑起来有利于企业持续经营,这一方式可誉为家族企业传承的典范。而内讧事件发生后,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的弊端。  中山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朱沆认为,新鸿基的这种基金管理模式并非只有弊端,也有很大的优势与价值,“这一安排最大的优势在于避免了因股权分散而影响企业的长久经营。”  事实上,家族信托基金是一种基金模式,通常家族企业会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基金,规避高额的遗产税。客观上,家族信托基金又可以起到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离、并对剩余控制权进行契约化集中配置的效果。因此,家族信托基金还有一个好处在于:可以将家族后代集体共享的企业资产捆绑起来供企业持续经营,后代继承人作为基金的受益人按自己所获的份额分享上述资产的收益,但不能随意解散基金、分割股权。  郭得胜1990年去世之前,设立基金,根据股份信托法律规定,股份信托的受益人可以按照信托契约享有绝对的剩余索取权,而股份的表决权在委托人在世时属于委托人,在委托人去世后,则按照信托契约规定由受托人行使。  郭得胜去世后,郭氏家族信托的剩余索取权由郭氏三兄弟分享,而剩余控制权则由受托人汇丰国际按照信托契约规定集中行使,郭氏三兄弟不享有家族基金的剩余控制权,因此,三兄弟的任何一人都不能随意将自己的股份分割出去,保持了新鸿基家族在新鸿基地产公司权益的统一性。  而这种设计的弊端则在于不能随意解散基金、分割股权。一旦受益人之间出现矛盾冲突,其中一方想解散家族基金获取或者转让自己所持的股权时难度极大,最终容易导致冲突中的弱势方权益受到损害。根据信托法律规定,要获取或者转让股权,必须先与受托人解除信托契约,收回剩余控制权,然而受委托人设定的信托基金契约限制,受益人往往很难改变现有的产权安排。  有熟悉此类信托基金的香港证券界人士透露,要将信托基金解散,让受益人分摊资产,通常情况下,需要全体受益人的同意,缺一不可。而如果家族基金的设立者指定不能解散基金,即使所有的受益人都同意也不能解散,受托人只会按照契约办事,不会服从于任何家族成员的指令。  虽然家族信托基金的这一弊端无法避免,但研究家族企业管理的学者们仍然倾向认为,这类信托基金值得其他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学习。前提是,家族企业要加强家族自身的制度化治理,像李锦记这样的家族企业一样,不仅从制度上、也从家族文化价值观上建立一整套的家族治理制度,让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分离,这样才能保持家族成员间的和谐共处和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  “失灵”的家族治理  “郭氏家族期望通过契约化的剩余控制权集中配置来稳定对企业的控制权,却没有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治理结构来代表家族整体利益来控制剩余控制权,这很容易导致针对家族内部代理人和管理层监督的失灵。”朱沆认为,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不能单纯依赖集中的产权安排,还需要家族内部对内部代理问题的有效治理。  新鸿基三兄弟中的郭炳湘,在与两位弟弟翻脸之后仍然无法退出家族信托基金获取自己的份额,甚至已有的受益权都被剥夺,令其与两位弟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随即引发了更激烈的冲突,严重影响了新鸿基的家族声誉。  而当家族治理都出现问题时,家族企业往往难以独善其身。新鸿基家族内讧爆发之后,新鸿基地产股价数次大跌,针对家族成员的指责引起了外部投资者对于新鸿基公司治理的担忧,这促使新鸿基公司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源来解决公众的疑惑。“长远来看,新鸿基的家族内耗仍会持续,因为郭炳湘仍会不时就公司的治理问题和家族基金问题挑起争斗。”朱沆表示。  很明显,家族治理的制度化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治家平天下”的古训对于普遍缺乏制度化建设的传统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尤其重要。  对于正在经历家族内讧之痛的新鸿基而言,香港调料企业李锦记的家族治理模式或许对新鸿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新鸿基与李锦记早期的成长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李锦记也曾历经严重的家族内讧,但依靠对家族治理的完善,李锦记现今已经成为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的双标杆。  李锦记尝试利用家族文化价值体系来维系成员间的密切合作和利益共用。“在家族治理委员会之外,李锦记还重视家族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建设,确立了‘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永远创业’的企业经营观念,以此维护家族和谐和基业长青。”朱沆认为,这种“非正式化”的家族治理手段更有利于在精神上维系整个家族企业的和睦团结。  “即使新鸿基的家族基金起到了捆绑家族财富的作用,但在信念乃至信仰层面已经远远缺失了。”诺亚(中国)财务管理中心研究部总经理连凯表示。  在连凯看来,一个成功的家族财富管理模式最重要的是做到尊重家族成员的个体独立性,包括退出的选择权、专长培养等,直至建立起家族清晰、强有力的远景,但新鸿基的家族基金远远还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新鸿基的权力争斗中落败后,郭炳湘曾极力主张新鸿基建立类似于李锦记的家族治理机构:家族委员会,以此加强对家族成员的监督,但他的主张至今也未在新鸿基家族内部获得回应。朱沆认为,当郭炳江、郭炳联强化了对公司的控制之后,当前的新鸿基家族建立正式内部治理结构要比代际传承之初“困难得多”。

新鸿基豪门恩怨
老大“被出局”?  龙飞  新鸿基的豪门恩怨似乎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虽然郭炳湘一再强调他依旧是新鸿基资产的受益人之一,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郭氏家族已经决定将这位新鸿基前主席剔除在外。  重组家族基金  10月4日,新鸿基主席邝肖卿(郭家老太太,新鸿基创始人郭得胜之妻)宣布,郭氏家族信托基金的受托人已落实重组。由三兄弟(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三家均分家族持有的10.817亿股或42.09%新地股权,邝肖卿继续是该信托基金及股权的受益人。  与其他香港豪门不同,新鸿基地产向来都是“三人行”。名义上郭炳湘是新鸿基的董事会主席,但公司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郭氏三兄弟共同商议推行。新鸿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管理模式,主要缘于新鸿基创立者郭得胜。当年郭老先生为了解决继承-分家-弱化的家族企业恶性循环,成立了一个酌情信托基金,将其所持有的新鸿基四成股份置入其中。受益人在信托基金内每人持有一部分股权,但他们不能卖出股份,基金也不能解散。现在的基金监护人就是郭老太太。2008年以前,只要是关乎新鸿基的公开活动,三兄弟一定共同出席,这也一度是香港富商圈内的美谈。  然而在此次重组之后,郭家的权益版图发生了“一点点”变化。新鸿基发表的声明显示:“郭炳江及其家人”是三分之一股份权益的受益人,同样的“郭炳联及其家人”是另三分之一股权受益人。但在提及长子时则变成:“郭炳湘的家人是其中三分之一股份权益的受益人”。字眼上显示郭炳湘本人已不是权益受益人。  显然,郭炳湘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在10月4日深夜,身在国外的郭炳湘通过发言人表示,自己仍旧是新鸿基地产的权益受益人之一。《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查询新鸿基地产的发言人,其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具体情况由郭氏家族内部安排,不方便发表意见。而郭炳湘的发言人则一再向记者强调,郭家三兄弟权益没有分别。  翻查新鸿基地产的历年报表,新鸿基的大股东向来以邝肖卿、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等名字共同出现。但从2009年9月23日开始,郭炳湘就再也没在大股东的名单上出现。在2010年9月29日的最新权益披露中显示,邝肖卿持有新鸿基地产42.09%的股份,郭炳江及郭炳联分别持股15.32%、15.36%。而郭炳湘依旧榜上无名。  “郭炳湘如果有不满,当然可以提出诉讼。”香港执业律师黄栋强表示,但他认为诉讼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这类酌情信托基金会授予信托人很大的“酌情权”,部分类似于生前遗嘱。信托人的真实意愿往往就是最终依据。“除非郭炳湘能证明信托人受人唆使,或违背其本身意愿。”黄栋强认为。  了解情况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长子郭炳湘未获权益分配,是郭老太太做的决定。其实早在郭家风波公开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2008年6月郭氏家族成立新的酌情信托基金起,基金受益人就只是邝肖卿、郭炳江及郭炳联三人。换言之,早在两年前郭炳湘就已列入“受观察”名单。  旷日持久的“家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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