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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主治医生李娜,已经连续9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

好运Money+2012年第1期封面封面

今年,李娜除夕值了气管镜班,初一早上值了半天班,晚上五点又接班,上了一夜。初三值日交班,需要收治入院病人,“那天最忙,我收了十几个病人。”李娜说。

你的职业梦想实现了吗?

李娜的老家在河南,9年前,她从医学院毕业,到嘉兴市第一医院工作,那会还没通高铁,坐火车回家需要10多个小时。第一个春节,就没能回家过年,李娜不太适应。北方人过年要吃饺子,嘉兴没有这个习俗。“我自己也不会包,就吃不上饺子了。那时候想家了。”

几乎每个人都在念书时遭遇过这么一篇作文题目—《我的理想》,有的人只是随便对付过去,有的人却会认真地憧憬起来。那些认真写作文的小朋友在长大之后,往往又会遇到一群人对他们说:理想?忘了它吧!放低眼光,实际一点,工作就是挣一口饭吃。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劝告:别把兴趣变成职业,你会更痛苦,更失望。

后来两地通了高铁,旅程缩短到6个多小时。但是,不管是10多个小时的火车,还是6个多小时的高铁,9年里,都没有载着她回河南老家过过年。

在任何一代人的父母辈看来,孩子们总是过于浪漫和不切实际的,在他们找到最终栖身的职业之前,一切尝试都可以叫做弯路。梦想最经常出现在那些弯路里。从结果的概率上看,老人们没有说谎,可当你还年轻,你舍得放弃你的职业梦想吗?

李娜是家里的独生女。“我回不了家,父母肯定孤单。但是作为医生,和病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治疗又有连贯性,自己的病人自己最熟悉,几天不在医院,病人病情有哪些新变化,我就不知道了。”李娜说,因为这个原因,9年了,过年请个假回家的话,她始终没能说出口。

关于80后一代,有一句著名的误读,“他们更在意自我实现”,那其实是所有人的共性,只不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父母积累了些许财富,自己肩上的责任较小,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一轮轮挑战,高房价,职业竞争,日益狭小的城市生存空间。

呼吸科尤其特殊,冬季的病人比夏季病人病情要重,过年期间,门诊停3天,急诊收进来的病人,病情又相对重一点。科室里分诊疗组来管理病人,调班也只能在组内,而她所在的小组只有3人,“像今年过年期间,我们小组管着30多个病人,我请假的话,我的活其他同事就要替。”

我们邀请了四位不同职业的80后分享他们有关职业梦想和职业选择的故事,他们中间有人实现了梦想,有人中途放弃。从他们身上,你会发现,梦想成真不意味着完美,放弃也并不一定代表失败,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是所有人都逃不开、要面对的。

9年里,李娜记得,有3个除夕夜,是在病房里度过的。

郭兴 29岁

除夕夜的病房是什么样的?前些年没有禁放的时候,从科室所在的16楼,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嘉兴南湖的烟火和城市的万家灯火。“特别美,那时候感觉到过年的气氛了。”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除夕夜,病情较轻的患者,都回家吃年夜饭了。原本走廊里的加的病床也都撤了,病房内,一家家人围坐一起,吃着简单的年夜饭。值班的医护也要围在一起,把自己带过来的菜都端上桌子,一桌年夜饭就凑成了。

现在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节目编导。

更多时候,李娜还是在工作。除夕夜,她大多数时间在整理病例,做文书工作。她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在凌晨1点前睡过觉。

郭兴说:“我想我挺有代表性的吧,我的心路历程,可能好多人都有。”大学时代专业成绩优秀,一直把自己归为有理想、有冲劲的那一类,后来偶然进了电视台,做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栏目,但每天听着父母把“稳定工作”四个字挂在嘴边,慢慢地就妥协了。工作7年至今,没有过任何变化。

“可能是团圆时刻,医护和病人之间也多了理解和温情。”李娜说,年初一早上值班时,住院三年的肿瘤晚期患者,今年81岁的徐奶奶给一直握着她的手。“大家互道新年祝福,我觉得很温暖。其他病人看到我们,也都会说‘辛苦啦’”。

温水煮青蛙,说的就是郭兴的故事。

刚毕业时因为不会包饺子,除夕夜会想家的李娜,如今已经在嘉兴成了家,有了两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3岁。在异乡9年,她也入乡随俗。“今年爸妈来到了嘉兴过年,记忆的年味又回来了。年三十晚上,我和爸妈一起包了好多饺子。”

郭兴就读的大学是一所艺术类院校,理想主义者的高发区。影视学院里每届都有一两个“青年伯格曼”和“小津安二郎接班人”;动画学院里的半数人都崇拜过手冢治虫;郭兴所在的录音学院,比较盛行的是组乐队,或者早早在外面的录音棚里打工。郭兴也组过爵士乐队,他的乐队还获过一些乐队竞赛的奖。

李娜没觉得,作为医生,过年有什么不同。她感觉,这个年,热热闹闹的,过得特别开心。

2005年,郭兴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他依然觉得自己将来是能干大事的。不过,暂时有那么一份工作也不错。

那工作,劳动强度不大,节目的一大半素材是从国外购买的,简单编辑一下就能用;国内拍摄的部分不贡献太多收视率,不好看也没人在乎;带着挂了CCTV台标的摄像机和话筒到了地方上,所有人都把他们当回事;一毕业就能拿到每月五六千元钱,比大部分本科生强;最重要的是,有正式聘用合同。做电视的人都知道,2008年以前,在央视,一纸聘书非常难求,老栏目的人员名额早就满了,晚来的编导只能做着“黑工”等待新名额出现的机会,常常一等三五年。郭兴恰好赶上了天上掉馅饼,他所在的是个新栏目,名额充裕。

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真的不喜欢这个节目,对整个频道的内容都毫无兴趣。栏目里闲散的氛围也让他有危机感,担心自己从此就废掉了。偶尔看到特别勤奋的编导,把行业分析得头头是道,心里还有点惭愧。他只能一直想着反正自己总有一天是要走的,想归想,却始终没动身。

“因为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光环,一直不舍得离开,慢慢地就老了,我就29了。”

一段意外插曲险些让他真的摆脱这份工作。2011年初的时候,
栏目换了新领导,大概是由于新官上任三把火,领导对节目进行了一些激进的调整,郭兴跟领导对着干了几次,两人闹僵了。到6月的时候,他干脆不再去台里上班,连续在家里闷了几个月,10月,他的父母和岳父母出面干涉,终止了他的反抗。

工作出状况的时候,他正筹备着结婚。他和太太在2011年的11月11日领证,比原计划的时间晚了一些,原因就是他的工作动荡。不去上班,意味着没有片子做,没有绩效工资,中央电视台的基本工资每个月只有2000元,郭兴的经济状况窘迫了起来。

岳母在家里急得夜里睡不着觉,担心女婿失业,女儿跟着受影响;岳父是公务员,觉得职业稳定比什么都重要。郭兴说,大概很大程度上,对方父母也是看到自己是中央电视台的,比较靠谱,
比较体面,女儿嫁过来靠得住吧。虽然当时他的女朋友一直没有说什么,但这反而让郭兴既感激,又很有压力。他最终回到了栏目,
恢复正常上班。

赋闲时,他的父亲来找他恳谈了一次,问他,你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吗?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多少人不是?有一份稳定工作,别人看着还不错就行了—这话他太熟悉,熟悉到有时候他怀疑那就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一样。

可能从他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天起,他就已经在认同着这种“稳定”的价值观了。郭兴几乎从未想过自己做音乐,那条道路太窄,走起来太艰苦。他的同学里坚持到现在的,只有一个人现在还算做出点儿成绩。当年班里的另一个出名才子,如今在给人做手机铃声,大部分人,不是转行了,就是还在“枪手”的道路上。郭兴说,音乐只能是个副业,在上面期待太多,很容易摔得很惨,“说到底我还是太看重保障了,这就是社会现实,如果生活在美国,我才不会在乎。”

就像两个鱼缸里的鱼,都觉得对方的水更甜、水草更丰满,郭兴会遇到许多羡慕他的人。周一开会,周二去露个面,周三编一天的片子,可能熬个夜,一周的工作就结束了,多自由,每个月还有差不多一万元钱的纯收入。可他说,我想朝九晚五,我想穿个西装在那里上班,有我自己的写字台,电视台里我只有一个柜子,
更别提个人电脑了。

可当他真的动手想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时,却发现并不容易,他在家的几个月里,没有碰到一个动心的offer。有个奇怪的现象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央视工作并且获得聘用资格的人,很难从那里再离开。一方面本人会难以割舍那来之不易的聘书和央视的头衔,
另一方面外人也会认为,央视员工职业稳定、待遇好,
怎么舍得走?把你挖出来干嘛?郭兴所在的频道里有个挺出名的人,据说人面很广,三教九流都认识,一盒名片刚印完,不到两周就发光了。可好几年过去,他还在同一个栏目、同一个职位一动不动。郭兴的社交面并不宽,他的境况形同困兽。

郭兴喜欢经济、热衷理财,他曾经想过换个经济类的媒体,或者干脆去企业,从零开始。可他觉得想转到经济那行上,怎么也要去读个研究生,没准还得出国深造,否则就只能做站在银行门口对人说“先生我给您推荐个理财产品吧”这种事。这样的机会成本,
让他难以承受。

不是没有同事从央视离开,去了互联网公司做视频,虽然辛苦点,但收入更高。现在网络传播速度比电视快,郭兴他们去采访,
人家都更愿意跟网络媒体聊,说得推心置腹的。可他还是觉得那不是主流媒体,虽然外面的人都说如今互联网才是主流媒体了,他就是不承认。

“可能骨子里我还是个传统的人吧。”他说。

表面上看上去,郭兴并不是那么循规蹈矩的样子。他是那种挺潮的男孩,开很漂亮的汽车,懂钱包和服装的搭配。他和太太都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平时下了班两人总一起在西单闲逛,购物,
晚餐,每个月在外面约会吃大餐占掉他们生活支出的一大半。

郭兴的太太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毕业求职的时候,她也曾经渴望去外企,还获得了不错的offer
。郭兴和她的父母一起苦口婆心地劝住了她。现在,两人结婚了,她也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专心敦促郭兴努力前进。

郭兴也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再拼搏一下,抛开钱不管,关键是得学点什么,所有人都说年轻的时候别太在乎钱了。道理都懂,态度也很端正,但学什么、拼什么呢?表面上看来,郭兴暂时回到了职业正轨上,但他自己说,现在的他真的迷失了。

刘若琳 27岁

我从小就想当医生。

我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康复科医生。

那种实现了职业梦想的生活又会怎样呢?刘若琳的生活就是这样。

1个月前,随着康复科一位病号的去世,刘若琳也结束了跟家属4个月的持久战,在传说中,大家都称这种情况为“医患紧张”。老大爷80多岁了,之前收治在呼吸科,由于年世已高,积极的治疗方案已经没有太多效果,家人托了关系送到康复科——理由是希望给老人更好的治疗环境,可是所有的医生护士们都心知肚明,在家护理将会为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负担,不止是简单的金钱和时间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家属都能有足够坚强的心理面对长期卧床的亲人。

那些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而无法生活自理的病人不断被送过来,床位很紧张。医生劝病人的家属,将老大爷接回家。大爷的儿子,自称是研究医患纠纷的律师,不依不饶,把医生当做企图谋杀父亲的敌人一样对待,每过两三天就拉上老婆孩子在病房外的公共过道里大闹,上演一出医院见死不救的戏码。

刘若琳最怕每天早上的例行查房。那个病房里住着三位病人,
老大爷床位在中间,每次查完第一个病人,刘若琳的头就已经埋到白大褂里了,心里憋着火,恨不得自己能隐形,老大爷的儿子施施然坐在床边,一边削苹果,头也不抬地招招手,“小刘你过来,给我爸量个血压。”

在医院,每个新进医护人员的第一课,往往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医患矛盾。刘若琳说,几乎所有年头久一点的男医生,都有与病人打架的经验。在这拔剑弩张的紧张关系背后,有冷漠社会累积的不信任感,也是由于过度集中的医疗资源——刘若琳每周有7个半天的门诊,每次看30个号,这已经是最轻松的了,她在内科的同学,
每个上午看50个号,如果是外科,同样的时间,则要看100个号—
穿上白大褂之前无比庄严的誓词在来势汹汹的疲惫面前瞬时软弱无力,“我知道患者的每个问题都应该好好回答,但有的时候,你能理解吗?有一种再也不想说一句话的虚脱感。”

刘若琳1984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医学部8年硕博连读毕业。她从小就想当医生,懵懵懂懂地向往白袍听诊器背后的权威感,医学院8年读下来,她身边不少同学都逃离了,她没撤,不是因为有多爱,纯粹是反射弧太长。在实习之后,她对医生这个职业还完全没有概念。

第一次实习是在大四,北医三院,晚上和住院医师值夜班。她被分配到呼吸科和血液科,都是夜班的重灾区,呼吸科的病人晚上容易呼吸不畅;血液病患者由于用药的关系,晚上容易出现发烧等应激反应。楼上楼下50多间病房,值班室里的呼叫灯响个不停。对每个值夜班的医生来说,回荡在楼道里的呼叫声,都像一组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响起,爆炸在浅层的睡眠和脆弱的神经里。

状况处理得差不多了,刘若琳睡意全无,坐在值班室的床上,
心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那么辛苦。

研究生实习时,刘若琳碰上了自己第一个去世的病人。还是在呼吸科,病人是肺病晚期,晚上值班,家属呼叫说病人呼吸困难,
需要测心电图和血压。刘若琳赶到病房时,病人的脸已经憋成了酱红色,她和护士刚测量完就发现情况不对,就那么一秒的时间,病人的身体突然变软了,当时她慌了,开始实施抢救,但病人还是很快就不行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在一瞬间就被抽掉了。”每个医生心里都有那么一道坎,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刘若琳觉得自己至今都没有真正释怀。

刘若琳有一个女同学,是当年班里教授最得意的门生,毕业后分到了北医三院内科的风湿防疫科,每天从全国各地前来求医问药的,都是那些焦虑风湿病、红斑狼疮的患者和家属。对于这些慢性病,并没有特效药,医生能开的处方药也极少,想救却不能救的无力感,纠缠和消磨着新医生的理想。

还有与多年寒窗付出极其不成正比的收入水平。北京医院的待遇算是北京三甲医院里不错的,刘若琳这种级别的医生,在内科每个月到手的钱不过3000多元,外科更惨,一个月2000多元钱。这是怎样的收入概念?医院食堂里随便一小碟土豆烧牛肉都要卖到8
元钱。

刘若琳的这个女同学,家里环境不好,母亲常年生病。平时俩人吃饭,都是刘若琳请客,在纠结了几个月之后,她毅然决定辞职,
应聘去了一家比利时医药企业在北京的代表处,月收入过万。

他们班一起读到博士毕业的同学,现在已经流失了三成,他们很多出国,做研究,或者像这位女生一样,在国内找了起薪很高的医药行业的工作。

经过现实的一轮筛选之后,剩下的,要么是真正热爱,要么是对医生未来的回报期望值很高的年轻人,比方说外科诊室里最常出现的那些。每位成功的外科医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狼性,下了班谁也不会走,扎堆等着急诊的手术机会,哪怕只是观摩,或者有幸在边上帮主刀医生抬病人大腿。

刘若琳属于第三类—北京本地人,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她喜欢这个职业,可是没有办法忍受外科初级医生的那种煎熬。于是,
康复科的主任在毕业生中一忽悠,她就选择留在了这个听起来还很新鲜的科室。有别于传统科室,这里设置了很多像健身房一样的器材,工作环境相对简单,大多时间能按时上下班。

她也遇到过单纯为了稳定的生活而在医院里煎熬着的医生。每次护士和他汇报病人的状况时,他能推就推,“再看看”、“再等等”,一位资历老的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劝他说,你就不能去病房看看病人吗?

刘若琳不能理解。几个月前,他们科室收治了一位因为脑血栓而有行走障碍的老人,一个月后出院时,老人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每次病人和家属对她说,“小刘医生,我们都听你的”,她会有一种心里落满阳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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